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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正在走向深厚

  新诗正在走向深厚。音乐和诗歌之间自古以来存在很深厚的关联。本届诗歌的主题恰恰是: “诗·歌重逢”,强调了诗歌与音乐之间的联系。围绕着这一主题,记者采访了著名小说家、诗人杨争光。他肯定了中国诗歌与音乐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的传统。他认为,中国诗歌最早是唱出来的,歌是离不开歌词的。后来是诗作为一门的艺术有了自己的属性,但依然留下了很多音乐的特性。

  “伴随着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的发展,诗歌一直与音乐保持着紧密的关系。诗都是能唱的。比如,《诗经》就是一本民间唱词汇编;汉乐府诗到宋词词牌、元曲都可以唱出来,以音乐的方式得以表达、传诵。到了五四之后,新诗出现,诗歌与音乐彻底分开,但诗歌与音乐仍保持在韵动、旋律的内在关联,”杨争光说。

  今年诺贝尔文学颁给了一个世界级的民谣歌手鲍勃·迪伦。有人认为,此举是这一世界级的文学大对诗歌的致敬。鲍勃·迪伦用音乐的表达重新定义诗歌。在杨争光看来,歌词也一直是文学性的文学,从未脱离这一范畴。他并不意外,诺贝尔文学颁给一位多面手鲍勃·迪伦,“他的获也让诗歌的歌唱性及音乐性再次引起深切关注。”

  当然鲍勃·迪伦获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对此杨争光认为任何项都值得重视,但也不能较真,毕竟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诺贝尔文学有性与权威性,把这个颁给了鲍勃·迪伦,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一个文学性的事件,不管是认可也好,反对也罢,都说明大家仍然在关注这一领域,这个实际上是颁给文学的。”

  歌诗同源的关系让诗与音乐彼此成就了对方。此次受邀的诗人小海谈到此次诗歌的主题——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就打开了话匣子。在小海看来,诗·歌重逢是个很好的话题。重逢有老友再次相遇的意思。

  “诗歌与音乐曾经有一张共同的出生证,东都一样”,小海说。在当代,如果一个人多才多艺,集诗人与歌者于一身,则类似于激活了这一古老传统。

  他谈到,今年文学院的一帮老人们,出人意料地将诺贝尔文学颁给了一位似乎永远属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年青”诗人与歌手鲍勃·迪伦,可谓目光独特。“垮掉一代”的旗手、诗人艾伦·金斯伯格早已这样评价鲍勃·迪伦:“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诺贝尔评委会给出的颁理由是:“鲍勃·迪伦在伟大的美式歌谣的传统下,创造出全新的诗歌意境。”这是一次诗与歌跨界密切关联的明证,也堪称是诗歌史与音乐史上的一个传奇,收获了来自诗歌与音乐两个领域人士的艳羡与赞誉。恐怕这在诺历史上也是极少见的,尤其显得珍贵。这是奇葩中的奇迹,犹如苹果树上结出了天然鲜美的桃子。

  在重温迪伦经典老歌的时候,也想起了另一位戏剧家、诗人洛尔迦。他写过许多谣曲、深歌,比如《深歌集》、《最初的歌集》、《歌集》、《吉普赛人谣曲集》,他的诗在安达露西亚、在西班牙大地被广泛传唱。他的诗同民间歌谣创造性结合,几乎开创了一种吟唱的新诗体。他认为,坦率地讲,鲍勃·迪伦还无法和洛尔迦的诗歌成就相比。因为洛尔迦的诗歌中有人类最悠远、最深沉的嗓音,传达出灵魂复苏的声音(音乐性)。

  此次小海带来了自己的诗作。谈及如何解读的话题,小海也有点犯难。他觉得交给读者也许更好。“如果读者阅读了我的诗歌后发现,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正好被他品读出来了,也捕捉到了,那么,恭喜,读者无疑堪称诗人的知音。而有的读者说,我和诗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诗人自己甚至都没有觉察到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被他读出来了,那么,我想说,这位读者已经参与到了诗人的创造性劳动中,你是和诗人共同‘创作’并完成着他的诗歌。读者就体验了一次有趣之旅,也是一次有意味的美学历险。”

  被称为“韩国李白”的韩国诗人高银,今年已经83岁。他出生在朝鲜半岛被日本殖民时期,16岁时因为在边捡到一本诗集而开始诗歌创作。他一生经历战争、死亡、病痛、出家等诸多坎坷,由此催生了他最为人称道的《万人谱》巨制(30卷)。有人说,阅读他的诗歌,就像是阅读一个国家的起承转合,阅读一个民族的兴衰哀欢。

  因为从小在私塾习识汉字,高银深谙中国传统文化,至今还经常吟诵苏东坡的“一恸送余伤”。说起屈原、李白、杜甫,高银都娓娓道来。“母语是我的血脉,而汉字也始终与之并驾齐驱。汉字我无限灵感,汉字所蕴藏的意韵是我诗歌的又一个源头。韩国的古典,追根溯源往往会与中国古典相接相连。中国古代诗歌、近代文学等等,对我们而言全无违和感。”

  高银甚至用了“不论黑猫白猫、能老鼠就是好猫”来比喻如今这个诗歌多元繁荣的时代。“中韩两国在现当代史上的疏离,让我对中国当代诗歌的了解十分有限。值得庆幸的是,如今两国迎来了双向交流的时代,两国诗人有机会亲身感受彼此的当代诗歌。我们才刚迈上了第一个台阶,让我们通过当代诗歌彼此走得更近些。”

  这次高银不远千里从韩国首次来深参加“诗歌”活动。“深圳,是当代中国崛起的出发点,仅来一回远为不够,要多次前来体会。任何地方,我们都应尽量多次踏访,而非匆匆走一回。邻国的一者向各位致以亲切问候。”

  近些年,诺贝尔文学的大热名单里总有一位韩国诗人的名字——高银。自上世纪80年代起,高银便在国家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但中国大众却对其人其诗后知后觉。直到2011年起,诗歌翻译家金丹实将高银的诗作系统地译介至中国。

  “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一百年中国和韩国的文学发展存在‘时间差’,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两国才逐渐开始大范围的文化交流。”金丹实说,“中国严肃文学频频被引介至韩国,但韩国输入中国的则大多都是流行文化。”高银的诗自然不在其列。

  在翻译高银之前,金丹实一直从事日文编辑与翻译工作。但其实出身朝鲜族的她对于韩语精通,父亲是朝鲜族民族诗人,从小给了她非常好的文学熏陶——她无疑是翻译高银诗作的最佳人选之一。

  2011年起,金丹实受安妮宝贝主编《大方》之邀,开始翻译高银的诗歌特辑,并得到了对于诗歌译作要求非常高的高银及韩国学院派的认可。后来,金丹实译出的20多首诗又来以“高银小集”的形式刊发在《世界文学》上。2016年1月,由金丹实翻译的高银首部中文自选诗集《春天得以安葬》由新星出版社出版。

  本次诗歌主题为“诗·歌重逢”,金丹实表示,高银与这个主题再合适不过,他的诗歌曾在韩国多次被改编成歌曲,并为广泛传诵。“他本人朗诵自己的诗歌时也像在唱歌一样,充满,长短错落,打在观众的心上。”金丹实说,唱诗能够让诗歌更加走进大众,而这也是高银所期待的,“他喜欢走入人群、广场,诗歌不应该是藏于密室的表达。”

  通晓东亚三国语言及文化的金丹实,还从翻译中日韩的诗歌中看到了很多的文学与思想的共性。“诗歌是人类共通的语言,甚至是整个的乡愁。”

  “百年新诗未汉语,它使汉语在现代荒原上打下根基。”对于中国新诗走过的百年历程,第三代诗歌的标志性人物于坚这样说。

  于坚把新诗划为三个阶段:“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是汉语的救亡时期。四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末,诗歌凸显工具性。八十年代中期,从第三代诗开始,新诗回到了根本,回到了汉语的古老本性,回归了日常生活状态,那是一种‘盐巴’的状态:盐巴是没有国界的,每个人都要吃盐,我的诗歌就是在书写盐巴。”

  在他看来,百年以后的中国当代诗歌,“其实早已不是某些抒情诗选本中展示的那种风花雪月、无病呻吟、不值得严肃读者认真的形象。当代新诗早就超越了三十年代新诗、朦胧诗的那种青春迷狂式的小资产阶级抒情。”

  于坚说,现代化最恐怖的就是把全世界的地方统一成一个标准化的小区,完全地方性知识、方言、特点和细节。“今日世界在物质生活上差距越来越小,高速公、摩天大楼、方向盘、按钮……全世界都一样。但只有诗永远守护着人类灵魂的、守护着不可在经济层面沟通的地带,它恰恰是民族作为独一无二的文明得以确立的东西。”

  “新诗重建着汉语的丰裕、、朴素、安静。最重要的迹象是,新诗在深厚。百年以后的今天,新诗因彻底孤独而充满了希望——这是新诗出现那种完整的诗人、神的诗人的时代。”

  很多人称居住在武汉的张执浩为“本色诗人”,皆因他擅长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他对自己写作的要求是“目击成诗”,认为诗歌存在于我们日常琐碎中。

  “‘目击成诗’是我在重读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杜甫的诗歌后提炼出来的一种想法。在我看来,诗歌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反复擦亮我们尘垢弥漫的生活,如果诗人没有这种语言的擦拭能力,他的写作基本上就是无效的。而有效的写作应该是永葆好奇,且能传递日常生活的新奇之美的写作。”比如这次张执浩带来的朗诵篇目《天太凉了有点冷》,就是在今年初夏写的。“今夏的武汉凉意阵阵,令我想起早年生活的很多场景,于是便有了这样一首情趣盎然的小诗。”

  这次,深圳音乐人还会把这首节律舒缓、画面感很强的诗作改编成歌曲演唱。对于诗歌和音乐的关系,张执浩认为,好诗应该由声音感和画面感共同构成。“唯有如此,平面的语言词汇才能够产生出立体的、能给我们听觉和视觉带来双重冲击和享受的效果。‘’和‘复活’,一直是我强调的诗歌力量。现当代诗歌有别于古体格律诗词的地方在于,我们更注重思辨性,往往忽略了传统诗词的另外一种功能,即趣味性。重新赋予我们的诗歌以趣味性,就是要重视语言的声音感和画面感,激活语言重塑我们生活的力量。”

  不过,音乐性只是张执浩所说的“声音感”的一部分,有些“声音”音乐也无法传递。当代诗与流行音乐如今走得很近,“我倒不怕这样做会降低诗歌的品格,我怕的是有些诗人为了迎合这样的效果,而自动放弃诗歌写作的性,毕竟诗与歌早已分家了。”

  张执浩不仅是诗人,还是《汉诗》的执行主编,对于新诗百年这个话题,他认为,让诗歌回到了语言本身就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功业,诗人们在达成这一共识的基础上,各自挖掘自身的潜能,让当代诗出现了逐步繁荣的气象。“大诗人已经在当代出现,当然得留给时间来加以指认。”

  吕德安不仅以诗闻名,更因曾旅居美国以画谋生,参与戏剧和美术等多种艺术实践而被誉为“诗坛多面手”和“跨界艺术家”。

  谈及诗歌与绘画的创作,他坦承:近年来虽然主要从事绘画艺术创作,但诗心未变。“诗意的表达仍旧是我的艺术工作上的认知和总体价值取向。或者诗写得少了,但内心却是充盈的,我常常能感受到‘诗画同源’,指的是事物的某种终极状态或某种语言的存在感。”他以自己的诗作《弯曲的树枝》为例来说明这种感觉,“这首诗对我来说写得很具体,但它指涉到一个普遍的情感或向度;诗可以是时代的,落地的或传达着个人信息,但是当它同时指向更高的一种现实,我希望它还是能为读者提供当下的存在感。”

  在此次的“诗歌”原创诗歌音乐会上,《弯曲的树枝》将会以歌曲的形式演唱。吕德安表示,很高兴自己的诗能在纪念新诗诞生百年的活动中被谱成歌曲。他说,“诗在对语言的回归时,提升着我们重新说话或歌唱的能力。歌曲也许会部分地省略诗作的内在音调,但它的演绎也是一种对自身的挑战。写诗以来,我一直非常注重诗歌的抒情性或音乐性,在我看来,它就像一条命脉始终贯穿着我的不同时期的写作趣向。”

  吕德安认为:彰显汉语的音乐性,是中国新诗近百年历代诗家所致力的,但它也是新诗最令人操心的问题。而且它不仅仅关乎每个诗人对音乐的理解水平,也联系到它的另一个源头:诗经,楚辞。“新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世纪的传统,但这个源头仍在着一代代诗人的听力。为此,我相信这正是这次诗歌活动所提倡的诗和音乐命题的意义所在。”

  被问及对此次诺贝尔文学授予歌手鲍勃·迪伦的感想,吕德安说:“如果说诗画同源,诗音也必同源——这一点,我相信鲍勃·迪伦也是这么想的——如果让我谈论这样一个伟大歌手。”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1983年出生的春树就属于张爱玲口中的少年得志。她17岁自高中辍学,在同龄人还在摇头晃脑为了高考挣扎在题海里的时候,她就开始写作,并在2002年出版了自传体小说《娃娃》,一举成名。这一年她才19岁。

  2004年,她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与韩寒、曾经的黑客满舟、摇滚乐手李扬4人被认为是“中国80年代后的代表”。

  今年是新诗百年,在春树看来,“现代诗的核心是,是日常感,还有准确写出当下的性。还是吧,不受形式的。”

  她自己天生是具有诗意的人,“我天生爱幻想,爱浪漫,文字里的世界带给我想象力。青春期的时候,我和外班的女同学经常互相写信,我们还一起相约赏月,赏月就需要吟诗嘛,那时候就只能背唐诗,我还自己写过一两首抒情作品,很不成熟,这是我最初的写诗原因吧,就是有情想抒,想和朋友一起享受美景和友情。”

  春树至今都记得她第一次写诗的情景:“初一或者初二的时候吧,就是为了和朋友一起赏月写的。”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春树表示自从她在海外学习之后,她更深刻的感受到,“我爱中国,因为我爱汉语,我爱我们的历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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